古道是歷史的縮影
早期台灣生活型態是以原住民為主的原始社會，這群島上的主人翁散佈在台灣的各地，部落之間因相互往來、狩獵、採集，自然形成大大小小的路徑，也有因為親族間祭典、通婚而形成的姻親路，或者為尋找新獵場或部落遷徙而深入山林所踩踏出來的越嶺道，在自然中形成不少古道。爾後隨著漢人陸續遷移台灣，原住民部落重心逐漸移往山區，且經歷了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國府等至少6個以上統治政體時期，400多年來，在不同民族為了生存而衍生出的衝突中，慢慢的融會成一部錯綜複雜多元化文化的臺灣歷史，這些古道與台灣的歷史密不可分。
臺灣的古道種類與數量繁多，基本上都反映著時代背景與歷史文化的脈動，尤其是貫穿山區的古道，穿過不同族群的部落與文化圈，刻劃著先民生活的印記，也訴說著一頁頁血汗交織的臺灣開拓史與殖民抗爭史，可以說，古道就是一部臺灣歷史的縮影，也是重要的文化資產。
古道專家楊南郡就古道形成原因與目的，將古道分為社路、隘路、理番道路、開山撫番道路。社路是舊部落(大社)與新部落(小社)，彼此之間往來聯繫的道路。隘路是漢人從平地進入山區拓墾的道路，即稱為隘路或隘勇路。開山撫番道路主要是清朝時期開鑿從前山通往後山的道路，目的是鞏固後山防務，鼓勵漢人移墾。理蕃道路則是日治時期的警備道路，為控制山地治安，以及開發山地資源所開鑿的越嶺道路。
上述的分類偏向於戰爭與政治上的意義，另一位生態學者同時也是古道專家李瑞宗則針對歷史的意義，認為古道是一種「具特殊歷史或文化意義的交通路線」，是一種獨特的線性空間，甚至是數條路線構成的交通系統，而非僅限於路線明確的地理區位，是一種活的文化資產。
時代變動中的古道網絡
台灣的原住民族有13個族群，依據語言學及人類學的研究推斷，泰雅族在西元前三千年即已在台活動，是最早在台灣的原住民族。早期的活動範圍在現今的南投仁愛鄉一帶，後來因人口增長分別往西北方向、東部及西南方向分散遷移，其中有一族群翻山越嶺來到現今宜蘭縣的大同鄉和南澳鄉，大約在19世紀末葉，南澳泰雅人已建立了13個部落，是台灣泰雅族人最密集的地區。
於此之時，各部落之間的往來路線交織串連成綿密的泰雅古道系統，根據日治時期古地圖所標示的路線共有七大路線，而各部落中比亞豪社是較早形成的部落，由此向東擴散出去，沿著南澳南北溪及和平溪流域建立各個社群。
比亞毫社(Piyahau)位於和平溪北溪上游右岸河階地，傳說一百多年前祖先翻山越嶺至南湖大山北山時，遙望北方的蘭陽溪及東邊的大濁水溪北溪，知道這裏是物產豐饒，適合繁衍子孫的好地方，於是兵分多路遷徙，其中一部分人東下至大濁水北溪建立了比亞毫部落，後來逐漸沿著下游繼續發展，最後到南臨海的大南澳平原，當時南澳山區人口眾多、勢力龐大，部落與部落之間因獵場與耕地的生存競爭偶有衝突，但整體族群的發展穩定茁壯。
日治時期，日本人為了殖民控制及山區資源的開採，在台灣各地修築警備道路和隘勇線; 隘勇線的設立是為了踏查和砍伐山區中大量樟腦資源，沿線設置高壓電網，防止原住民的侵犯並阻絕他們下山，警備道則是為了殖民統治與軍事鎮壓為目的。當時在大南澳地區建立有大南澳隘勇線、哥各朱警備道、富泰山警備道、亞普拉賽警備道，以及比亞毫警備道，而這些不同年代興建的警備道，縱橫交織成比亞毫古道系統，相對於泰雅古道的路線，比亞毫古道系統對泰雅族人而言並非古道，而是日本人方便管制他們的日本路。
血淚交織的歷史古道
原住民對於日本人的高壓統治常有小規模的抗爭，為了便於統治管理，一方面以武力鎮壓，同時以懷柔政策誘使遷往平地以便管控。明治42年(1909)日人首先在塔必罕社設立警察駐在所。大正3年(1914)設置番務官吏駐在所，同年7月22日成立「南澳蕃方面討伐隊」，有計劃的推動移住政策。到了昭和11年(1936) 山區部落多數已遷移至位於南澳北溪和鹿皮溪交會處，之後歷經多次的遷移，於今在南澳地區形成東澳村、南澳村、碧候村、金岳村、武塔村與金洋村等六個泰雅族聚落。
1938年9月24日，當時的流興社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後來演變成轟動全台的歷史事件，改變了當時許多原住民青年的命運，直至目前仍餘波盪漾。
話說當時任職於流興駐在所的日警田北正記，受命離開流興社參加戰事，部落裡有數名族人協助背負行李下山，順著比亞毫警備道下山，當天雨勢滂沱，一行人行經南澳南溪勉強要越過高漲的溪水時，其中一名少女莎韻不慎落水失蹤，最後只找到她背負的行李。
因為是協助公務而犧牲，日人為其舉行盛大的「慰靈祭」，後來還將此事件逐步改編成莎韻替恩師送行的感人情節，用意是表揚愛國少女為皇國(日本)犧牲的偉大情操。
有了這個故事的藍本，接著在各媒體廣為宣傳，不但上演舞台劇，出唱片，還有舞蹈、小說、繪畫等創作，甚至將改編故事搬上螢幕，轟動一時。當時的台灣總督長谷川還頒贈銅鐘贈給家屬，流興社並豎立一座莎韻之鐘的紀念鐘樓。
日本人藉由莎韻的故事典範，透過文化媒體的強力美化以形塑原住民為皇國效命的使命感，鼓勵原住民加入「高砂義勇隊」前往南洋地區參加二次大戰，前後總計有四千多名原住民青年自願參加，但最後多數死於沙場。
戰後，高砂義勇隊的靈位皆安置於日本靖國神社中受日本國民奉祀祭拜。前幾年，日本人捐贈「高砂義勇隊紀念碑」設置於臺北縣烏來鄉，引起一些原住民和立委的反對，認為這是日本殖民帝國的餘毒，日本應賠償原住民受難者，並將死難祖靈從日本神社撤出。
新聞事件喧騰一時，對於義勇隊究竟是出於意願或被脅迫有不同的論述，但民眾對於當時原住民自願從軍的背後歷史，以及無論從清朝、日治到民國各政權對原住民壓迫性的政策造成文化衝擊恐怕所知不深。當族人遷往新的聚落，遠離原有部落之後，過去的生活文化與凝聚力也逐漸改變與瓦解。
1964年，最後留在原部落的哈卡巴里斯社頭目哈勇(Hayun yulaw)，因族人多數已下山，生活及孩童就學不易，只好帶領13戶族人離開山區遷入現今的武塔村，原有的傳統古道與日本路也漸漸沒入荒煙漫草之間，南澳泰雅族人傳統部落時代也就此畫下句點。
文化傳承的營生之路
早期的原住民生活，食衣住行完全取用於大自然的生活空間，部落之間會交換食物或物品饋贈，與漢人的往來貿易僅止於以獸皮獵物交換鐵器和鹽巴。山區的步道系統大者做為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往來社路，小者為獵區的獵徑或植物採集的便道，即使原有的傳統古道和日本路已漸漸傾毀消失，但原鄉的社群網絡仍印記在耆老的腦海中，日常生活的食、衣、住等資源依然廣泛的取自山林，藉由步道山徑進入山林，就如同植物的根系一般，牢牢鏈結傳統的文化智慧。
泰雅族的生計需求來自狩獵和農耕，狩獵在泰雅族人的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於獵區的守護有強烈的領域性，並有嚴格的狩獵戒律和禁忌，例如在一個獵區中，通常以先進入該區狩獵的人為當時的狩獵擁有權，等到他放棄該獵區，並且收回狩獵器具之後，本族的其他人才可以進入該狩獵區，並告知族人以免產生誤會。而獵區的界定是無須丈量，純粹是對山區地形熟識的描述約定，或利用某種記號宣示即可。
狩獵的禁忌非常多，在出發之前必須保持心情愉悅，出獵前三天不可行房事，擺設陷阱的當時也絕對禁止戲語或口出自誇的言詞等，對於捕獵到的動物要尊重，不可以戲耍。另外，如在回家的途中遇到別人也要分一些獵物給對方，給別人沾一點好運氣，這是原住民重視分享的一種習俗。
由於山林資源日益稀少，加上政府對原住民打獵的諸多限制，以及平地生活的漢化，使得狩獵已不再是部落男子人人皆會的技藝，現今僅有少數族人在耆老的教導下，利用農閒或工作之餘上山打獵，或者在附近山林設下陷阱，定期巡視捕獲狀況。
除了打獵之外，山林、河溪中可取用的蔬果、野菜、藥草、魚蝦等，都是重要的食物來源。竹子、樹藤，木材可用來搭建房屋、製作家具及容器，自然中的花草樹木、蟲魚鳥獸皆有可用之處及其價值，生命的智慧就在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中。
生態步道再現光彩
去年(2011)，南澳地區發生了幾件地方的大事，銀行家林克孝在踏走南澳地區的古道時不慎失足身亡、兩部泰雅尋根的紀錄片--「不一樣的月光」、「哈卡．巴里斯」上映、經林務局規畫整修的南澳古道在金洋村舉辦開通典禮，南澳一時成為媒體的焦點，為這個原本只是蘇花公路的寧靜鄉鎮帶來不少人氣。
兩部紀錄片皆以泰雅耆老思念原部落生活，帶領族人依循著記憶中的古道路徑重返故鄉，遙遠的返鄉之路崎嶇難行，而耆老的記憶依舊深刻，對原有文化的憧憬表露無遺，跟隨上山的青年人也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找回到對自己文化的認同感。
林務局整修的南澳古道，目前僅是比亞毫古道的一小段，從位於金洋村原旋檀景觀駐在所到楠梓警官駐在所的一段3公里山徑，古道經過整修維護之後，就像打開時光膠囊，得以展閱隱沒其中的人文歷史，不僅如此，大自然巧手變裝之後更是生機盎然。
南澳古道沿著南澳南溪修築，一路可俯瞰蜿蜒山谷中的清澈溪流，觀賞台灣最古老的岩層樣貌。步道上設有解說牌與休憩座椅，民眾踏青尋幽之時也可以瞭解古道上曾經發生的歷史。未經開發的森林蘊藏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具泰雅獵人描述，長鬃山羊、山羌、台灣野豬、白面鼯鼠、麝香貓等野生動物數量仍相當多，這裡也是南澳毛蟹的大本營，可惜近年來大量的捕捉，數量已日漸稀少。
對一般遊客而言，要觀察動物並不容易，但沿途可見的植物相當豐富，許多都是泰雅族人常用的民族植物，例如用來作為編織材料的山棕、月桃、苧麻、黃藤，可以做為乘水容器的姑婆芋葉，莖部可以止渴的水鴨腳秋海棠，種子可當清潔液的無患子，以及造型可愛又可食用的筆筒樹幼芽，是一處兼具賞景與認識植物的生態步道。
台灣有許多具歷史意義的古道，南澳古道可說是泰雅文化的一段縮影，想要感受一下先住民的生命旅途，不妨利用假日走訪這處隱身南澳山林的古道。由台九線進入南澳鄉金洋村之後，沿著南澳南溪右岸的產業道路，約11公里即可看見頗具泰雅風味的入口意象，目前僅修築前段的3公里路程，再往前走路況不佳，一般遊客不宜貿然進入。
